Post By：2025/1/13 14:22:44
[size=4]在中国，城隍庙和城隍神应是最具传统意义、众民敬奉的神庙和神灵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在各地的文献、报端等媒体中,曾得到了广泛介绍。民间代代相传的、关于它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size]
[size=4] 即墨人对即墨城隍庙的认识也是如此。提起它，人们顿感亲切，众多长者都能席地而讲，娓娓道来： 诸如关于它建立于洪武年间，距今已500余年；关于它显灵以扶孤救贫、抑恶扬善的故事和传说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对它在即墨，同时也是在青岛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认识不足，研究不足。实际上，从它成立之初起，它就是即墨全域、也就是当时的青岛全域，城隍崇拜和活动的中心。它的地位和全部活动的意义，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加以定位研究和认识。[/size]
[size=4] 在我国，城隍信仰和建庙的历史极为久远，城隍爷也随历史的变迁不断升级，先由原始民间信仰，崇拜神灵护佑，转化为宗教信仰。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道教的加入，城隍崇拜也逐渐成为道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爷也被封为神、城市的守护神，城隍庙作为神的驻地，也就成为民众拜祀之地，所谓“香火鼎盛”，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了。明初，朱皇帝对它更加崇拜有加，干脆正式敕封它王、公、侯、伯爵位。此后，各地又给它配了城隍夫人，把人间的配置全部加封到它的身上，从而使这个管理幽界鬼神的神，更近人间、更接地气，步步人格化。[/size]
[size=4] 不仅如此，明代起各州、府、县，几乎都建立了城隍庙，设立了城隍神。有统计说：明代在全国有城隍庙1400余所。不管这个统计是否准确，它至少说明，到明代，城隍祭祀不仅成为国家的祭典，也是各级政府的重大活动。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同政府的引领，相互推进，声势浩大，城隍的地位也陡然上升，它的爵位和神位都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size]
[size=4] 关于这一过程，明代大儒、即墨名士蓝章，在即墨《城隍庙记》中描绘的十分清晰：“城隍之祀，不见于《礼经》，而史亦不书，唐以来……尚未列之国典也。”就是说《礼记》和《史记》都没有记载。到唐代，既没有成为国家祭祀，也没有列入国典。当然，蓝章不是说城隍庙和城隍爷并不存在，实际上唐以前，它在民间、各地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只是并没有上升为国家行为而已。蓝章的意思就是为说明这个事情。但《城隍庙记》中接着又说，“我高皇帝受天命，为人神主，建国之初，即正祀典，而城隍之神，着于令甲，若我即墨，始受诰封曰：鉴察斯民城隍显佑伯。这里所说的高皇帝即朱元璋，即墨城隍神被封为显佑伯。[/size]
[size=4] 即墨城隍庙的建立，恰逢明初开始的这轮全国建庙的高潮之中，可谓“正当时”。即墨城隍神为显佑伯，也属于县级此神的正式爵号。按周如砥《重修城隍庙记》所描写的“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而显佑伯之尊弁于百里也”。这里所说的“明”，指人间，“幽”，指鬼神界，意为即墨城隍神，就是显灵人间、护佑人间、主管幽界鬼神的最高的官，或最高的神。“弁百里”，指的是这个有伯爵称号的神灵执政的范围。[/size]
[size=4] ”弁”（bian）,本义为古代尊贵的冠，也指首领等，这里可理解为即墨最高的、最大的神。它 “弁百里”，为泛指，号称百里，也可能超过百里，可理解为它的执政范围是即墨全域。[/size]
[size=4] 周如砥上面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明了即墨城隍庙和神，在即墨全域的地位，它是全即墨城隍崇拜和活动的中心。当时青岛全域的政治中心在即墨，所以即墨城隍神和它驻地的庙，也理应是当时青岛全域的神和庙，是当时青岛地区城隍崇拜和活动的中心。[/size]
[size=4] 蓝章的《即墨城隍庙记》也是为重修城隍庙而作，而他的全文和基点同周如砥一样，也是采用了相同的立场。[/size]
[size=4] 《即墨县志》明·万历版、清·乾隆版、同治版都收录了蓝章的这一文章，同治版收录了周如砥《重修城隍庙记》。即墨城隍庙建成后，曾多次重修，不知何人是否也写过重修记，但存世的三本县志，仅收录了这两篇大作，而且还是作为优秀的、有典籍意义的范文被收录。[/size]
[size=4] 蓝章（1453~1523年），字文秀，大劳山翁。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三朝为官。正德十二年（1517年），“乞休归里”，于华阳山下建华阳书院授徒。嘉靖元年，奉敕进阶正二品资善大夫，嘉靖四年皇帝亲书赐“慎厥身修”。[/size]
[size=4] 周如砥（1550~16 15年），字季平、砥砺斋主等。万历20年进士，官至国师、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他以文章名天下，在当时极负盛名，年老归里。这两位明代大儒的文章，也为即墨城隍庙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提供了直接的证据。[/size]
[size=4] 中国城隍神的演变，还有一个非常独特和有趣的过程，那就是逐步人格化、英雄化、本地化。英雄化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逐步化身为城隍神。本地化就是上述演变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步把出自本地、他们更熟知的、铭记心中的英雄，转变为城隍神的化身，因为他们对这种化身更加信任，更加贴心，更加放心，更加亲切，于是本地英雄化身为本地城隍神。[/size]
[size=4] 即墨城隍神也是这样，庙里的青霄元君神成了即墨道教女神“灵山老姆”或“灵山圣母〞。有材料说，这种说法来自周如砥所记重修灵山祠时发现的一碑。也有人根据清·俞樾撰写的《右台仙馆笔记》说：浙人蔡兆骐，自幼才干，为乡里所重，后代行江苏丹徒县事。病逝，被奉为即墨城隍。[/size]
[size=4] 这些说法并非出自县志、典籍，都属于应考之列。但即墨人更愿意相信关于灵山老姆的说法。当今城隍庙，也是把他作为青霄老君的化身，因为他是本地人心中的偶像。当然，这也符合我国城隍神演变的逻辑。所以，蔡氏乎，老姆乎，见仁见智，顺其自然，多数人拥护就好。[/size]
[size=4] 明代后的几百年间，即墨城隍神得到了民众和官府的拥戴，各项事务极为繁忙，根据《即墨县志》记载，这里的活动一年四季不断。[/size]
[size=4] 蓝章《城隍庙记》说：即墨新官到任，“必先誓于庙”。就是说，他来到即墨，应先到城隍庙住下，第二日拜祭城隍神，而后方可到任县衙。可见，城隍庙实际承担了新官到任第一天的落脚处、报道处、宣誓处的作用，否则不能入衙。[/size]
[size=4] 每年农历二月，二月初三、八月，祭风云雷电，要请城隍配享。这就是《即墨县志》所记：“每岁仲春、仲秋、上已日至之祭，共一坛，设三神位，风云雷电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县官主之，余陪祭”。不仅如此，农历每月初、十五，县官要率众官拜城隍庙。《即墨县志》说：“每月朔望，县官率僚属拜谒”。[/size]
[size=4] 每年即墨最大的活动，就是城隍三次出巡，以及庆贺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生日。在这几个日子里，万人空巷，人们八方云集而来，由此形成的庙会，盛况空前。[/size]
[size=4] 按《即墨县志》的说法，清明节、中元节、农历十月初一，为城隍三次出巡日。人们用轿子抬着木身城隍先出东关，巡游一日，晚间返庙。县官要亲率众僚迎接，沿途鸣锣开道、礼乐宣天、鞭炮齐放，随游队伍和民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为城隍爷和城隍奶奶庆生，还要在庙里的戏楼设班唱戏。在由此形成的庙会里，人们不仅拜庙许愿，还要交换物品，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各种独具地方色彩的技艺班子，也自发而来，争相表演。[/size]
[size=4] 由即墨城隍庙而起的各类活动，几乎每月都有，持续不断。这些活动，并不是政令和号召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习惯和信仰力量的结果。蓝章在《城隍庙记》的记载，也说明了这种力量的号召力，他说到：当号召重修城隍庙之时，“邑人皆翕然应之。富者助以资，贫者助以力”，呈一呼百应之势。[/size]
[size=4] 蓝章还认为，修庙还为了扬善抑恶，使人“思慎守法”，以达平安、稳定、安居乐业之局面。所以他又以大文学家惯用的笔法，在《城隍庙记》中，引《诗经[/size][b][size=4]·[/size][/b][size=4]小雅[/size][b][size=4]·[/size][/b][size=4]伐木》中的一句诗而结尾：“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当然，他也是用此句召示：城隍庙和神的力量，可达安平即墨之目的。[/size]
[size=4]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即墨城隍庙不仅承担着独特的社会职能，即民众活动中心的职能，同时，更承载了民众精神寄托、城隍崇拜中心的职能，进而还兼职了，在那个时代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化民〞的任务。既然当时的青岛属于即墨的属地，那么上述职能和中心的任务，也必然包括了当时的青岛地域。这一中心和职能，从明初起持续了500余年。[/size]
[size=4] 即墨城隍庙在青岛历史上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它都没有形成诸如上海、济南、凤阳等，甚至许多中小城市城隍庙那般的地位和意义呢？[/size]
[size=4] 当今，青岛的城隍庙只有很少几个，除即墨外，只有平度、胶州和灵山卫三个城隍庙，青岛各区县，并没有像其它地市那样，每县都有一个城隍庙。当然，这三个城隍庙也先后建立于明初，在本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乾隆年间，平度还出现过城隍庙审案，并审出了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为此还形成了剧本、故事和唱本，并流传至今。这就又出现了即墨城隍庙同这几个庙之间的关系问题。[/size]
[size=4] 理清上述两大问题，也是真正确立即墨城隍庙地位和意义的重要方面。[/size]
[size=4] 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来自多方面。首先来自于即墨本地，20世纪30年代，城隍庙神灵塑像被青年学生拉倒。清除后，国民党即墨法院又入住这里办公。更糟糕的是，1945年赵保原部驻扎即墨时，干脆将它拆除，从而打断了它承继发展的进程。[/size]
[size=4]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近代以来青岛城市化的发展、青岛地区政治中心再次转移的结果。1891年清政府在胶澳设防，1897年德占胶州湾，原属即墨南端、后被称为青岛的地区，同即墨脱离而独立建制。此后，即墨又两度脱离青岛，先是1956年3月，改属莱阳专区，1957年10月改回青岛；1961年3月又改属烟台专区，1978年12月，即17年后，又重回青岛。而这期间青岛已发展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城市，其城市化进程以及独特的城市意识，或具有百年意义的青岛城市意识已经形成，即墨与青岛的关系已转变为新的从属和领导关系。[/size]
[size=4] 当然，这种新的从属关系，还不足以使过去的历史发生断裂。更进一步说，它又和过去几千年间，特别是秦汉以来，青岛地域和政治中心的多次变迁有关。特别是现代以来，青岛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对以青岛地域为基础的青岛整体的历史却研究不足。尽管青岛各地、各专业历史研究，也出现过许多重大成果，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缺乏同宏观，或青岛历史整体研究相联系，从而使这些成果呈“碎片化”现象。为此，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导致了青岛城市史研究，同青岛历史整体研究的脱节，他们把它称作“二元分离”。当今，对即墨城隍庙地位和意义的研究不足、认识不足，其重要原因也在这里。当然，即墨城隍庙研究，仅是青岛历史整体研究的很小一部分，以“沧海一粟”形容也不为过。但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这一小的历史片段反映出的问题，恰似当前青岛史研究面临问题的真实写照。[/size]
[size=4] 上海等市区的城隍庙，所以没有出现即墨这种状况，只是因为它们本地的历史和城隍庙史，始终保持在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之中。[/size]
[size=4] 至于说到平度、胶州等城隍庙，查一下县志就可知道，平度、胶州、胶南在划归青岛前，同即墨、进一步说，同即墨时期的青岛，并没有归属关系。它们作为其它地区的独立县域，在明代后，其城隍庙始终保持了独立、不间断的发展进程。灵山卫城隍庙的从属关系，同上述情况基本一致。[/size]
[size=4] 这些情况一方面证明了现今青岛没出现每个区县均有城隍庙的原因，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即墨城隍庙在青岛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size]
